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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生活垃圾處理熱點問題分析

 

  1. 生活垃圾首先是污染源,其次才是有條件的資源。

  2. 分類收集是現代化垃圾處理的要件,但不是前提。

  3. 生物處理是我國未來生活垃圾處理系統優化的關鍵環節,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生活垃圾是指日常生活中或者為日常生活提供服務的活動中產生的固體廢物。生活垃圾的產生和排放與每個居民都有息息相關,因而垃圾處理受到公眾和社會廣泛和深入的關注,是我國城市管理和環境保護的重點工作之一。

   我國生活垃圾的規范化管理起步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生活垃圾處理則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我國生活垃圾處理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14年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1.8%,基本形成了衛生填埋與焚燒發電并舉的技術格局。

   盡管如此,我國生活垃圾處理中仍存在各種各樣的爭議,如生活垃圾究竟是資源還是污染源,分類收集是否是現代化垃圾處理的前提,在焚燒發電快速擴張的背景下生物處理是否還有發展的必要等。本文將對上述問題進行簡要分析。

 

熱點之一:生活垃圾:資源還是污染源?

生活垃圾是環境衛生行業的管理對象。要處理好生活垃圾,必須先厘清對象的基本屬性,否則容易誤入歧途,或產生誤導。生活垃圾是固體廢物的一種,是已經喪失了原有利用價值的物質。

從環境保護角度來看,生活垃圾首先是污染源,在其收集運輸、處理處置、資源能源回收利用的各個環節都可能對大氣、水體、土壤等環境介質產生一定程度的污染;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生活垃圾是具有負價值的“商品”,無論采用何種處理方式,都需要支付一定的處理成本。當然,處理方式不同,相應的污染程度和處理成本也不同。在支付合理的處理成本的前提下盡可能減少環境污染和降低環境風險,是垃圾處理技術不斷進步、系統不斷優化的主要驅動力。

媒體上有一句話非常流行: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這句話出發點是好的,在環保宣傳上有其積極意義,但在科學上是禁不起推敲的,在實踐中是有害的。生活垃圾中蘊含著物質和能量,這些物質和能量的回收利用在生活垃圾管理策略中無疑居于高度優先地位。但是,要實現垃圾中蘊含的物質和能量的回收利用,必須有新的物質和能量輸入,同時必然產生新的污染排放,即要付出相應的經濟成本,也要付出相應的環境代價。

在物質屬性上,生活垃圾主要就是碳、氫、氧、氮、硫、鈣、硅、鐵、鋁等元素組成的有機物和無機物,如果不計成本,不惜代價,的確可以做到物盡其用,甚至全量回收利用,但是如果回收利用的經濟成本高于其固有價值,全生命周期污染排放也高于其它方案,那么這樣的回收利用就是得不償失的和不可持續的。因此,如果說生活垃圾是資源,也是特定時空背景下有嚴格條件限制的資源,這個限制條件就是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的平衡。

由此可見,生活垃圾的首要屬性應該是污染源,而不是資源。如果不承認生活垃圾的首要屬性是污染源,政府按照“污染者付費”的原則向居民征收垃圾處理費,同時按照處理量向垃圾處理運營企業支付處理費就失去了正當性。如果認為生活垃圾的首要屬性是資源,政府應該鼓勵居民多產生垃圾,向居民付費購買垃圾,同時向垃圾處理企業收取利潤才是符合邏輯的做法。

生活垃圾的首要屬性是污染源,這一定位意義重大,決定了垃圾處理的出發點是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即實現無害化;決定了作為“污染者”的居民對垃圾處理負有當然的責任,分類、減量、付費都是居民應盡的基本責任;決定了政府是垃圾處理資金投入和運營監管的責任主體,不能以市場化之名推脫其必須擔負的責任。

在我國當前的大環境下,應該突出強調垃圾的污染源屬性,而不是渲染垃圾的資源屬性,否則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干擾生活垃圾處理行業的健康發展:一是助長了一些不成熟的垃圾處理技術打著“吃干榨盡”、“全量資源化”的旗號擾亂公眾視聽,惡化了規范的焚燒發電、衛生填埋處理設施建設與運營的輿論環境;二是淡化了居民作為“污染者”在垃圾處理中的當然責任,加大了垃圾分類、減量及處理工作推進的難度;三是模糊了政府和企業在垃圾處理事務中的界限,造成垃圾處理設施投入不足、運營不善、監管不力的連鎖反應問題。

總之,生活垃圾的污染源屬性是首要的,資源屬性是其次的,二者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的,需要從生命周期角度加以審視。當我們將生活垃圾作為污染源加以治理時,必須要考慮其資源屬性,盡可能回收其中蘊含的資源與能源。與此同時,當我們將生活垃圾作為資源加以利用時,也要考慮其污染源屬性,控制資源化全過程的二次污染,以及產品應用可能帶來的長期環境影響。

 

熱點之二:分類收集:前提還是要件?

2000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南京、廈門、桂林等8個城市被確定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2015年,住建部等5部委公布全國首批26個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城市(區)。我國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已走過十余個年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毋庸諱言,真正的實施成效與政府預期和公眾期待相比仍有較大距離。與分類收集舉步維艱效果不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快速擴張,由此引發了社會上對分類收集是否是現代化垃圾處理的前提的爭議。

我國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舉步維艱效果不彰的癥結何在?

首先是目標不現實。談到分類收集,從中央到地方提的第一個目標都是資源回收,垃圾減量。但是,由于活躍在城市各個角落的廢品回收系統的巨大貢獻,我國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實際上已高達30-40%以上,經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通過分類在源頭進一步提高資源回收利用率的空間已經很小。

分類本身并不能夠消滅垃圾,如果回收利用率無法進一步提高,分類不過是將一堆垃圾分成兩堆、三堆乃至多堆垃圾,源頭減量自然無從談起。由于廢品回收系統已經實現了垃圾中絕大部分的高附加值組分的分離回收,我國生活垃圾組分與發達國家相比迥然不同,主要特征為易降解的廚余和水分含量高,對處理系統資源能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影響較為顯著。基于此,在致力于提升廢品回收系統管理水平的同時,應明確我國現階段生活垃圾分類收集的目標為:著力降低垃圾含水率,提高處理系統的資源能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

其次是系統不配套。垃圾處理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分類利用,必須前后銜接,相互配套,否則分類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但是在起步階段,分類收集的推動與分類運輸、分類處理與利用設施的建設很難做到協調一致,先推進分類再逐步建設設施還是先建好設施再逐步推進分類始終是一對矛盾。

如果先推進分類再逐步建設設施,就會出現居民已經分好類的垃圾在運輸或處理時又混到一起的情況,對居民分類的積極性是一種打擊,從而影響分類工作的持續推進;反之,如果先建好設施再逐步推進分類,因為初期分類準確率一般不會很高,分類準確率的提高需要每個居民的配合,是一個復雜而漫長的過程,而分類處理設施對原料的品質通常要求較高,就會出現分類處理設施運行效率低,成本居高不下,政府財政難以為繼的問題。

這一矛盾的解決有賴于社會的整體進步,包括全體居民的“公民”意識和環境責任意識的提升、社會法制化的不斷深入、垃圾分類處理和利用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相關政策的不斷完善等,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

從國際經驗來看,分類收集是發達國家生活垃圾處理系統的重要前端環節。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越高,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就做得越好,相應地生活垃圾處理系統的效率越高,污染排放越低,此方面德國、日本堪為鏡鑒。但是不同國家、同一國家的不同區域垃圾分類的方法和要求也各不相同,主要還是體現與后端的垃圾處理系統的協調配套。

如日本生活垃圾處理以焚燒發電為主,廚余垃圾基本歸入可燃類垃圾,而德國生活垃圾生物處理和焚燒發電均較為流行,廚余垃圾在部分地區歸入可燃類垃圾,部分地區歸入生物質垃圾。

我國即將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將于本世紀中葉邁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既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創造了條件,也對生活垃圾分類收集提出了要求。堅定不移、持之以恒地推行適合我國生活垃圾特性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分類收集,應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由上述分析可見,分類收集是整個垃圾處理系統中重要的一環,分類目標、分類方法、分類進度需要與區域垃圾特性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本身也是一個持久的、動態的、漸進改善的過程。分類收集影響后續處理系統,旨在提高處理系統的資源能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反過來后續處理系統也影響分類收集,分什么、怎么分應當依據處理系統的要求而定。二者之間實際上是交互影響、動態適應的關系,也就是說分類收集并不是垃圾處理的先決因素。因此,分類收集是現代化垃圾處理系統的要件,但不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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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之三:發展趨勢:生物處理還是焚燒發電?

得益于突出的減容減量和穩定化效果、成熟的商業模式和有效的政策激勵,我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快速發展,成為垃圾處理行業整體進步的重大標志。截止2014年底,我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規模達18.5萬噸/日,焚燒處理能力占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的比例達到34.8%,預計2020年這一比例將超過50%。在這種局面下,其他技術,特別是生化處理技術在我國未來的生活垃圾處理技術格局中還有沒有一定的發展空間,是垃圾處理行業較為關注的一個問題。

縱觀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在較好的分類收集基礎上,生活垃圾處理技術路線基本可以歸為如下三類:一是以機械-生物處理為特色,焚燒發電與生物處理相結合,剩余惰性殘渣填埋的方式,可以稱為德國模式;二是焚燒發電加爐渣填埋的方式,可以稱為日本模式;三是填埋為主焚燒為輔的方式,可以稱為美國模式。這三條技術路線之所以能夠成為這些國家的主流模式,主要是由各國的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和垃圾特性所決定的。我國的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和垃圾特性與上述國家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在垃圾處理技術路線選擇上也應多元并舉,逐步形成生活垃圾處理的中國模式。

由于中國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在地域分布上不均衡,中國模式應當集德國模式、日本模式和美國模式之所長。土地緊張、環境敏感、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蘇州等,推行焚燒發電加爐渣填埋的日本模式已經逐步成為現實;土地相對豐富、環境敏感度不高、經濟相對欠發達的地區,推行填埋為主焚燒為輔的美國模式較為可行,這也是目前我國大部分區域生活垃圾處理的基本格局。

但是,由于我國生活垃圾中易生物降解的廚余類有機質含量和水分含量高達50-65%,這樣“先天不足”的原生垃圾直接進入焚燒廠或者直接進入填埋場,資源能源回收利用效率難以持續提高,滲濾液和惡臭氣體等二次污染難以得到有效控制,同時也具有較高的碳足跡。借鑒德國模式,采用機械-生物處理方法,將高含水易降解的廚余組分從垃圾中分離出來,進一步進行厭氧發酵或好氧堆肥生物處理,低含水高熱值組分焚燒發電,殘渣進入填埋場處置,整體資源能源轉化效率較高,碳足跡較低,是我國生活垃圾處理技術路線優化的主要發展方向。

從我國各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的實踐來看,重點無不放在廚余垃圾的單獨收集。單獨收集的廚余垃圾不可能再進行填埋或焚燒處理,必須采用厭氧發酵回收生物燃氣,或好氧堆肥實現營養物質還田,否則分類就失去了意義。

因此,盡管焚燒發電將在數年內成為我國生活垃圾處理的主流技術,但是生物處理技術必將作為我國未來生活垃圾處理系統優化的關鍵環節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結論

生活垃圾首先而且主要是污染源,其次才是資源。這一定位決定了垃圾處理的出發點是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決定了居民作為“污染者”對垃圾處理負有的當然責任,也決定了政府是垃圾處理資金投入和運營監管的責任主體。

分類收集是現代化垃圾處理系統的要件,但不是前提。分類目標、分類方法、分類進度需要與區域垃圾特性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本身也是一個持久的、動態的、漸進改善的過程。我國現階段生活垃圾分類收集的目標應定位于著力降低垃圾含水率,提高處理系統的資源能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

我國生活垃圾處理技術應走多元并舉之路,取德國、日本、美國等國家生活垃圾處理技術路線之長,逐步形成生活垃圾處理的中國模式。在未來我國生活垃圾處理系統中,生物處理技術是實現系統優化的關鍵環節,具有較大的應用潛力和發展空間。